小地方大文学

澳门很小。用一天时间就能把澳门逛个差不多。然而这里所说的小，只是地理面积的小。如果谈到文学，谈到澳门作家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及其所表现出的思想品貌和胸怀，只要我们读过两本精致的《澳门笔汇》，就不难小中见大，对澳门文学创作产生一种新的看法。这里所说的大，指的是一种文学空间的大，文学意识的大。澳门文学不是那种封闭性的单一的形态，更少见那种“小家子气”的文学气息，而是一种与世界密切交通，具有大文化特点的一种文学；澳门作家也少有那种闭目塞耳、夜郎自大的习气，而多有那种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、经常走南闯北的人生经历。

如果把诗歌看作是文学的窗口，那么从诗歌创作方面去了解澳门文学，也许是我们最好的切入点了。澳门拥有众多的诗人，这也许是一般人所始料不及的，云惟利、凌钝、陶里、汪浩瀚、洛飚、黄永晖、江思扬、懿灵、庄文永（流星子）、高戈、淘空子、胡晓风、谭任杰、冯刚毅（云独鹤）、佟立章、梁雪予（梁披云）、紫鸢、忆韦、胡培周等等，这些在《澳门笔汇》上“亮过相”，人们已经熟悉或不熟悉的诗人名字，已经构成了一个可观的诗人群，况且还有很多尚未“亮相”的诗人，使人感到诗坛拥有更多的潜力。纵览这两集《笔汇》中的诗创作，至少使人能够感觉到，澳门虽小，但澳门的诗却是属于广阔的世界的，所以他们能够站在北京古都城头上放歌，俨然是几千年文明的评判人（云惟利：《北京杂诗之四》），亦能够在海角天涯与人类历史最亢奋的心灵发生共鸣（高戈：《哨音》）；他们可以“道是无晴却有晴”地做现代都市生活的讽谕者（流星子：《城市之恋》），亦可以重返泥泞的乡村，拾回飘遥的旧梦（淘空子：《给诗人陶里》）……

在这些诗中，我们时常有这种感受：诗人作诗并不是在某一时一地冥思苦想，而是在不同时空中穿梭，其情思、其韵律、其滋味，都是从不同时空的交接、碰撞和体验中来的。而这种情景不单单是表现在诗的内容方面，而且已深深浸透到了写诗的过程之中，形成了在诗歌形式方面的突破和革新。

在这里，我们或许更深一层理解大文学的意义。中国古代早就有以大为美的观念。所谓大，首先就要有大胸怀，犹如大海容得下百川灌海，在创作中吸收各种营养，尤其是勇于接受和消化新观念、新形式和新技巧，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。有了大胸怀，才能有大文学，才能出大作家。

对于这一点，我们对于澳门文学中的小说创作抱有更大的期望，因为澳门本身就犹如一部历史的传奇，上下几百年桑田沧海，包含着许多令人回味无穷的人间故事。而这一历史传奇的真正承担者或许不是诗，而是小说。其实，从两期《笔汇》所载小说来看，澳门并不乏有情调有才华的作家，例如鲁茂、林中英、洛淋、周桐、张兆全、郑重等人的创作，都有不俗的表现。

从内容上来看，这些小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，一是都市人，特别是较低层人的生活处境和心理状态，例如鲁茂的《海畔芳草》，林中英的《因为我曾选择过》，周桐的《胜利者》，淡如的《珊珊》，洛淋的《墙》，鲁茂的《似花非花》等；二是表现祖国内地新移民的生活情景，例如郑重的《钓鱼》、张兆全的《跛得与闭眼女神》，林中英的《重生》等。这些作品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就是作者注意在流动和交错的生活中表现人的心境。这种交错和流动有不同阶层的变化和接触，也有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冲突，在这种情景中，人的心境往往处于极不稳定和平衡的位置，随着生活一起起伏颠簸，如《海畔芳草》、《胜利者》、《墙》等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再如林中英的小说，特别注意透视不同处境中的人生，从而能够拨开飘浮在生活表面的一些浮萍，揭示出人心内在的困惑。

这一切都使我们对澳门的小说创作寄以厚望。尽管目前的小说创作尚未出现更厚实的作品，尚未展现出澳门更深刻的传奇，尚未发挥出在纵横交错的历史生活中蕴藏的更大潜力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这一切深刻而又广阔的追求和寻觅。

更应该提及的也许是，这种追求和寻觅已经成了澳门文学中的一种自觉意识——这特别表现在澳门的文学评论和研究中。在这两期《笔汇》中，我们就已看到了芦荻、杨秀玲、丁韶柏、廖子馨、黄晓峰、危亦健、黄亦谋、殷长松、梯亚等人的文章，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。我尤其欣赏评论中那种对现状不满足，追求更高层次文学的态度，尤其欣赏那种起点很高，力拓新境界的批评风采。